封面新闻记者 徐语杨 照相 雷选东
北宋元丰七年，苏轼自黄州被调至汝州任职，路过金陵（今南京），与还是退休的前宰相王安石相会于此，相逢一笑，捏手言欢。而在此之前多年，两东谈主照旧政治立场不同的“政敌”。“金陵相会”因此成为中国体裁史上一段佳话，历来为东谈主目不转睛。
元丰七年的阿谁夏天，苏轼与王安石在金陵究竟聊了什么？两东谈主又为何能化讲和为财宝？他们究竟是敌是友？带着这些问题，东坡寰宇讲第二季第四讲，迎来了同济大学副讲授崔铭在四川工商学院眉山校区的开讲，题为《春到江南花自开——苏轼与王安石的相异与知己》。
崔铭同期是《苏轼传》和《王安石传》的作家，对两位寰宇都有过纯粹追究的接头。在讲座中，她以正史、宋东谈主条记、苏王二东谈主书信等材料为踪迹，带领现场不雅众感受苏轼与王安石的“相爱相杀”，体会有着至妙手格魔力的古代先贤，何如诠释孔子的“正人和而不同”。
相识就“不调和”
根源在于政见不同、想想分辨
崔铭用“寒意凛冽的开头”来描绘苏王二东谈主的相识。嘉祐元年（1056年）王安石就与苏洵清晰，有条记纪录，两东谈主在欧阳修的家宴上构怨，寰宇都在嘉赞苏洵的时候，王安石却当众抒发不可爱，苏王两家因此结下“梁子”。崔铭提到，二东谈主的矛盾，根源上是政科罚念、学术想想上的分辨。
东坡寰宇讲现场
后来，苏轼、苏辙两昆仲参加制科测验被登科，王安石又拒却为苏辙写制词，导致了苏家与王安石的相关进一步恶化。
宋神宗熙宁二年，王安石被任命为参知政治，启动组织变法，两家的矛盾启动恶化。不错看到，在之后的两年时分中，王安石与苏轼苏辙昆仲互违犯对、挫折：王安石主义变法，苏轼放浪反对变法、屡次上书，以至觉得强项推行朝政必将大乱；神宗天子准备任命苏轼要职，王安石也大加反对，以至称其为“险邪之东谈主”，其两东谈主腻烦过程，可见一斑。
在叙述至御史谢景温毁谤苏轼这一桩公案时，崔铭更建议了我方的看法。历史上多觉得谢景温是受王安石指挥，将他归结为王安石的“对头”，崔铭作《苏轼传》时也作此解，但那时在写到《王安石传》时，通过通读谢景温的材料，发现此东谈主前后也屡次毁谤王安石力保之东谈主，可见不应将其毁谤苏轼归为王安石的旨意。崔铭更指示读者，读历史需要超越注重，有些不雅点是来自那时东谈主的主不雅和偏见。
金陵相会
苏王二东谈主引为亲信
熙宁四年（1071年）七月，苏轼离开政治旋涡中心，赴杭州通判，而后迤逦杭州、密州、徐州、湖州任知州。崔铭提到，这个期间苏轼一面写诗调侃新法，一面又还是意志到新法在民间的实施，有可取之处。也许恰是在这个期间，苏轼对变法一事有了改不雅和再行注视。
崔铭诚笃在讲座上
熙宁九年（1076年），王安石辞去相位，退隐在南京。抛开政治上的对立，他对苏轼的体裁才华极端垂青。苏轼《眉山集》问世后，王安石很快取得，并看重阅读，关于其中《雪后书北台壁二首》，更是先后附和六首之多，足见他的醉心和喜爱。
以至有传言，苏轼因乌台诗案坐牢，王安石曾上书为苏轼求情。但崔铭觉得，王安石求情一说只见于一条条记材料，因此孤证不立。但王安石的弟弟王安礼为苏轼求情一事，则明确纪录于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。崔铭觉得，此事关于疏忽苏王两家相关，具有紧迫真谛。
崔铭诚笃
乌台诗案后，苏轼被贬去黄州，王安石启动密切关注苏轼的诗文动向，只好有从黄州而来的一又友，他就要打探苏轼的情况，接头新作。取得苏轼的新作后，通常读得“喜见眉须”，并称苏轼为“东谈主中龙”，并给苏轼“纠错”。苏轼在知谈后，也通常大笑惊奇，将王安石引为亲信。
历史性的期间驾临。元丰七年七月十一日，苏轼从黄州调任汝州的路上，路过金陵。他写了拜帖意欲拜谒王安石，王安石真实躬行到苏轼停靠的所在来见他，谈诗赋、论佛谈、议古谈今，一笑泯恩怨。
苏轼对变法的立场究竟是什么？
他不属于任何党派
元祐元年（1086年）四月，王安石示寂，苏轼时任中书舍东谈主，撤职撰《王安石赠太傅制》，其中高度赞好意思了王安石东谈主格与学识，但对变法一事只字未提。崔铭觉得，这类著述都是受皇命所写，代表的是官方的意见。彼时反对变法的高太后主政，升引了很多也曾反对变法的东谈主士。有东谈主据此觉得，苏轼便是反对变法一片的，其实否则。
崔铭提到，在苏轼不休在各地上任的期间，他还是赫然感受到了新法中的可取之处。苏轼虽辛勤反对王安石变法，但在被再行启用后，也同期反对司马光对新法的打消，觉得其有可取之处，应该去其弊存其利。这么全都对持自我不雅点，而拒却“站队”的立场，使他在今后成为众矢之的，一再遭到毁谤，几次险中求生。
正人和而不同
为敌为友，都是当然
在讲座的终末一部分，崔铭为寰宇梳理了苏轼和王安石的异同之处，两东谈主在东谈主生轨迹、学术认识、政治想想、东谈主格特点上均有异同。
崔铭超越提到，苏轼与王安石收支15岁，又因母丧等诸多原因，持重进入宦途的年岁比王安石要晚。王安石变法启动时，苏轼刚步入政坛不久，尚莫得自力餬口的资格，而王安石还是在政坛千里浮20年，从中央到所在都担任过要职，“之是以要提这个对比，是让寰宇要分解，变法刚启动时，苏轼和王安石的宦途教养是分辨等的。”
崔铭诚笃
但他们都在危急四伏的北宋盛世，怀抱梦想，干预复杂的政局之中，为梦想付出了最上流的代价。崔铭提到，王安石主理变法，备受政敌挫折，乃至至爱亲友的决裂与扞拒。她在写《王安石传》时屡次因王安石的独处失声哀哭，“他的独处不是无东谈主相陪，而是他垂青的东谈主都不睬解他。”而苏轼亦然大起大落，几起几落，升千里无定，反差精深。
在学术上，王安石主义想想扶助，而苏轼则倡导多元化。在政治上，王安石算作主政者，关注的是富国强兵的短期缠绵，苏轼算作品评者，则主要着眼远图，将吏治和民生放在主要塞位，强调“结东谈主心，厚风俗，存纪纲”。
固然二东谈主主义不同，但都莫得私见，他们的起点都是看重北宋王朝的久安长治，希冀安居乐业。他们都线路骨气，王安石对持己见，能前赴后继；苏轼则不务空名，善于自我修订。在其他方面，崔铭还提到了二东谈主的生存作风，王安石求实执拗，生存简朴；苏轼则情绪强大，景仰幽默。
崔铭回归谈，苏轼与王安石既相同，又相异。他们不是圣东谈主，而是具有私有个性的伟东谈主。某些相同与相异导致他们相互对立，而另一些相同与相异又诱惑他们相互走近。他们之间的相关便是如斯复杂，这才是丰富的、多向度的、最真正的东谈主。孔子曰：“正人和而不同”，王安石与苏轼，虽所见互异，奋发互异，行事作风互异，但暗室不欺、公忠体国之心如一，知识广博纯粹、眼力独步天下之特点如一。因此他们二东谈主，为敌为友，一切齐为当然，一如今天的讲座题目：细看造物初无物，春到江南花自开。